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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六点半，办公室的感应灯还在浅灰的晨光里晃着余电，穿洗得发白的藏青工装的后勤阿姨，正踮脚把样品墙的轨道灯逐盏拉开——她跟着团队走了十二年，样品墙上每一块塑封的打样卡、每一本磨过脊的样册，都对应着某个项目的收尾，暖黄灯光落在油墨层上，能清晰看到不同批次的色彩偏差，这是她每天来的第一件事。
九点刚过，会客厅的磨砂玻璃门被轻轻推开，两个穿藏蓝西装的年轻人坐下来，手里攥着边缘起皱的草稿纸，设计总监拿着新打印的色卡和调整后的版式，指尖点在草稿上的圆角处：“您要的‘软一点’，我试了三次，今天调的是12度，比之前的14度少了2，您摸样册的圆角就知道”，对面的人把草稿凑到光下，盯了半分钟，指尖在色卡的CMYK数值上画了个圈，点头说“就这个”。
十一点半，车间的打样工位上，设计师小周正拿着比色卡和刚印出的样稿比对，指腹蹭过铜版纸的薄厚，旁边的设计师在笔记本上记录，桌上摊着十几张标注了批次的色卡，压在底下的代采单据上写着“货到付款”——团队有个定规：定稿后走代采，所有物料都要等送到仓库才付账，绝不提前垫资换低价料。
下午五点半，仓库门口的小推车装着封好的画册，是给威海本地一家连锁机构的单子，客户踩着点过来，手里捏着皱巴巴的取件单，接过货时特意翻了翻内页的锁线，说“你们这儿是我找的第三家，前两家要么把设计包给外包，要么赶工出毛边”，设计总监笑着递过一杯温白开，补充了句：“我们这儿两百多位设计师全是坐班，每个环节都有人盯，不会让您漏过细节”。
仓库的荧光灯还亮着，三个设计师围在样品架旁整理打样记录，墙上的客户名录更新了新的一行，从二十年前的第一家到现在，算下来正好七千多家，每一个名字旁边都标着“复购”或“转介绍”，没有一个是临时凑的小项目，他们把刚比对完的色卡插回对应的文件夹，标签上写着“威海客户2026秋”。
晚上七点，最后一个设计师锁上办公室的门，把样品墙的最后一盏轨道灯关掉，走廊的声控灯在脚步声里暗下去，他的手里攥着当天的比色卡，小声念叨“明天要核对新一批道林纸的克重”，自行车的铃响过，消失在威海街头的晚风里。